其结论则曰：彼彼止于彼，此此止于此。

读此文者，虽不见余前之两论，亦可断《老子》之为晚出而无疑，乌见必合其全而始能定谳也。以其通天道于人事，以人事为主而运用天道，与庄周之知有天而不知有人者大异。

此亦显涉人事，非关自然。或曰：庄老异同之辨，诚如子言，抑异同与先后尚有别，安知非《老子》书在前，孔子系《易》，子思作《中庸》，就其偏重人事者而推阐之，庄子尽翻窠臼，乃专崇天道，何必老子在庄子之后，《易》《庸》又在老子之后乎？曰：言不可以一端尽。（同上） 此见老子言道生万物，偏言生，不言死，与庄周齐死生而一言者不同。（二章） 生之畜之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长而不宰，是谓元德。儒家建本人事，故《荀子•解蔽篇》讥庄周蔽于天而不知人。

大象在握，万物不能违，其将何往乎？故曰：易与天地准，弥沦天地之道。凡马之形，必与马之形相像，古今马形皆相像也。焦里堂阮芸台继踵，亦多新见。

既曰无名，则并名而不立，乌得谓其名不去乎？是王注之未谛也。世必先有黑之一语与黑之一观念之存在，乃始有非黑之语与非黑之观念之出现，故曰此显见而易定也。一曰求其书之时代背景，一曰论其书之思想线索。又二千岁，将复有一人焉。

而公孙龙之说，则显为承于惠施而变者。注《老子》者莫著于王弼。

否则亦视为老生常谈，而不知我之沉浸染被于此老生常谈中者之深且厚也。推此说之，非通诸史，亦不足以通一史。虽不知其书之作者，而得其书之著作年代，亦可于此书中所持之义理，更有所了然矣。有之，惟公孙龙之《坚白论》。

然则，坚白之说，惠施唱之，公孙龙承之，所以成为当时之名家。欲知圣人之心，必读圣人之书。如曰此物白，白即此物之可指目之一端，亦即此物之可形容，可名状之一象也。以无终极视数千岁，顷刻耳。

惟由庄子意言之，万物在天地间，若驰若骤，如庄周之与胡蝶，鼠肝之与虫臂，化机所驱，将漫不得其究竟。今更就此诸家为基准，而比定老子思想之出世年代，细辨其必在某家之后，必在某家之前。

盖庄子虽屡言于物，然庄子实主未始有物。则余说之成为定论，岂能不远有待于后人乎？至于汉宋门户之辨，则固不以厝余怀也。

然梁氏亦复限于清儒旧有途辙，未能豁户牖而开新境。然汪氏所疑，特在《史记》所载老子其人其事，固未能深探本书之内容。又如朱王两家训释格物致知互异，此即一种有关训诂之争辨也。此所谓先天地生，即首章无名天地之始也。此正庄老两家之所以各成其为一家言也。今《老子》书开宗明义，道名兼举并重，故知老子思想又当晚出于庄惠两家也。

盖余之所辨，特亦孟子之所谓求知其人，而追论其世。又况抱古注旧训拘墟之见，挟汉宋门户之私，则宜其所失之益远矣。

凡天地间一切物之抽象之名，此两家皆认其可以离物而自在，此皆人之所由以知于物而就以指名于物，象状于物者也。持论是非，当待读者之自辨。

就人言之曰指，就物言之曰象。探求一书之思想线索，必先有一已知之线索存在，然后可据以为推。

余实仅为一种考据，一种训诂，仅指王弼之说之无当于《老子》书之本意耳。昔宋儒欧阳修，疑《易传》，疑河图洛书，其语人曰：余尝哀夫学者，知守经以笃信，而不知伪说之伪经也。公孙龙主坚白可以外于石而相离，故曰：拊石得坚而不得白，视石得白而不得坚，故坚白石可二不可三。今以《老子》本书注《老子》，则所谓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者，此必为《老子》书开端所谓之常名可知矣。

《老子》书开宗明义，即曰：道可道，非常道。以今语说之，即考论《老子》书之著作年代也。

惟余论老子书之思想线索，则事若新创，昔人之运用此方法者尚鲜，爰再约略申说之。浅说之，老子若谓：天地间当先有黑白之分，乃始有白马白石白玉白雪白羽之分。

今试就此名字，比观庄老两书，分析其涵义内容，较量二氏对此名字一观念之价值评判，则有一事甚显然者。欲读圣人之书，斯必于圣人书有所训释考据。

老子之意，似主天地间，实先有此较可常者，乃演化出一切不可常者。清儒解经训字，或凭字书，或凭古注。若深而求之，老子书中所用道名二字，不惟其涵义与论孟有别，并亦与《庄子•内篇》七篇所用道名二字涵义有不同。至于子史两部，所触皆其肤外，而子部为尤甚。

此又老子思想当晚出于墨子之证也。昔朱子告张南轩，已指陈其症结所在。

就常识论，石是物体之名，坚白乃象状之辞。盖名之为用，愈具体，则可析之而愈小。

就于其人其世先后之序列，而知其书中彼此先后思想之条贯，此亦一种考据也。故知老子之说，实与公孙龙相近。